摘要：由于1789年《人权宣言》秉承一切公权力的存在只有在维护和促进个人权利与福祉的前提下才具有正当性的理念，《人权宣言》所宣告的表达自由以及信息自由应当包含这样的含义，即公民有权获得由公权力机构掌握的信息，从而将信息自由的内涵扩展到包括对知情权的保护。 ...
如果没有适当的休息，劳动者的生存将变得不可能，尊严也就无从谈起。
它并不否认在这个权利被意识、被提出及其承认的过程中，企业方和劳动者一方各自的权利、利益的不一致，相互之间曾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以及现在仍然存在的矛盾，而是显示这种相互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从相互对立走向依存的、从相互算计走向共赢。人类制宪史说明，宪法自产生时起，就是以对人权的确认和保障为目的，几乎没有哪一部宪法不确认和不保障人权，人权的保障和实现必须要借助于宪法。
对于居住在亚非拉几乎没有工业化的国家的人而言，这种要求完全是徒劳的，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注释】 [1]See Maurice Cranston: Human Rights， Real and Supposed， in D. D. Raphael（e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ights of M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43-53。正义作为一种价值，不是法律的天然属性，而是人类赋予法律的属性。[8]参见前注[5]，龙静文，第51页。普鲁士于1839年颁布了含有限制童工劳动时间的《普鲁士工厂矿山条例》，瑞士1848年制定了一项法律，禁止九种工厂使用12岁以下的童工。
平等在宪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自由是近代宪法所标榜的两大原理。我们对人权的认识和研究也会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不同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会有不同的观点，分歧是正常的。此前，我国宪法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国家至上的观念使人权和公民权利被置于较为次要的地位。
法律对人权的这种保障作用，是所有社会组织规章、乡规民约以及伦理道德等等手段所无法比拟的。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公民权利视角分析国家人权义务，他认为，自然法赋予人们各种权利但自然状态是有缺陷的。根据该理论，国家的义务应当是满足权利的需要，这同时说明了满足权利的需要是国家及其权力存在的正当理由。司法的独立性被视为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人权保障的前提。
应有权利是权利的源，实有权利是权利的果。合作权则是人权主体配合公权力肯定性权利，要求国家在履行义务时提供条件，合作权是人权派生形态。
无论是不作为还是作为，都是国家人权义务的体现。当然，并非一切的道德权利都要转化为法定权利，如有些社会上的偏见、陋习就不能转化。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就据此理论宣布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国家人权义务，从类型来说，主要有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现有义务。
为此，行政权力的运行要遵守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把行政权力限制在法治框架之中，以保障人权的实现。从前述人权国际公约之日起，签署国实际上就已经承诺遵守该公约的法律和道德义务。四、结语 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人权义务主体。我们可以从对抗权和合作权关系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在行使中可能侵犯国家利益与他人利益，也可能受到国家权力或他人的侵犯，而得不到有力的法律保障。国际人权公约所调整的权利义务是以国家与人权享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
因此，行政机关的义务是以政府作为行政主体的守法义务，行政机关的义务则是国家义务，行政机关履行守法义务亦包括禁为和必为的方式，行政机关禁为性义务包括不得违反宪法也不得根据侵犯基本权利的法律作出侵权性的行政行为，这是一种绝对或优先的国家义务。作为社会成员委托权而存在的立法权，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无论如何不应当是绝对的、专断的权力。
国家在履行把法定权利落实到实有权利义务过程中，主要依靠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和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规定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社会利益关系,共同构成一定的道德类型,通过行为规范的形式,为人们所认可和践履,从而实现道德基本的社会功能——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控。在人权法律是关系中，现有权利就是人们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实实在在拥有和运用的权利，它是应有权利法定化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实有状态，其着眼点是权利的实践方面，是社会关系中已实现了的权利。无论是霍布斯的暴力起源论、洛克的家庭起源论、卢梭基于公益产生的社会契约论，都说明了国家公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国家作为社会中的主体，在引领和构建社会道德中，不仅要倡导对人权尊重，而且在从道德权利转化到法定权利中尤其要尽到道德义务。经典政治哲学经常提到，个人权利是国家公权力的基础，国家公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又受制于个人权利。
如果这个社会始终和不同地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让一部分人出于任何政治保障和法律的保护之外，这一部分人的状况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水平。因为国家人权义务主要基于国家与个人的对抗联系在一起，是个人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的对抗。
国家行政权力的人权保障与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方式，在宪政国家是两种互相制衡的力量，在这动态制衡过程中，既保障了人权，也制约了公权力。进言之，人权如果不能受到法治的保障，人权的实现则永远是主观价值的乌托邦。
例如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人身安危极易受到国家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侵犯。[14](P293)道德权利之所以要转化为法定权利，旨在依靠国家权力和法律来保护其道德权利。
而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随着国际人权公约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国际法的突飞猛进，国家又负有了另一维度的责任，即国际法上的责任。如何从人权法来研究国家人权义务，对人权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凡一个人有权利的地方,他人就有义务让他行使这种权利,避免干预或提供某种利益[10](P276-322)构成他人根本的道德义务,没有他人道德义务的履行,自己道德权利就难以实现,自己履行道德义务,也是实现他人和自我道德权利的前提。[4](P62)从保护的方式看，国家为人权提供司法救济是最终的救济手段。
如果依自身的意识形态的爱好，对道德权利随意取舍，该转化的不转化，不该转化的转化，更偏离人权的价值。颁布自由与平等的宪章的目的，就在于确使今天所赋予的权利不会再明天被剥夺。
[6](P310)行政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则是承担尊重、保障人权的义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行政机关有时又是侵害人权的主要来源。承认是指缔约国在国内法律制度中承认人权是实在法上的权利。
同时，由于这个权力过分强大，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也完全可能被滥用，成为侵害人权主要来源。因此，可以说根据洛克的理论所形成的权利的需要决定国家人权义务的观点，实际上被西方法治国家所验证。
[13](P342-343)国家机关在立法的过程当中，应当首先不对公民权利作出侵害，进而进行立法保护，因为那些权利是在立法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因此，保障人权是国家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如果国家不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将构成对侵犯人权行为的纵容甚至是鼓励，国家将承担间接责任。这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和法定义务。
法定权利是应有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的中介和桥梁。针对合作权，国家也既要有积极促进、保障经社文权利作为，也要有消极尊重不作为义务。
正如《世界人权宣言》序言有言，为使人类不至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专制的反叛，人权有必要得到法治的保障。只有国家承认个人存在应有权利，才能产生如何去保障它的义务。
理由在于国家的权力是手段，而公民的权利是目的。在当代中国，之所以需要把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其意义尤为重要。
